山西焦煤集团大厅一角的咖啡厅里,空空的座椅诉说着煤炭大省山西正在经历的阵痛。
一位内部人士说,去年这里还整日坐满要买煤的客户,如今却是物是人非。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价格和需求下滑的双重压力下,煤炭产业日渐感受到寒意。
今年上半年,山西煤炭出省销量仅增长0.1%,企业库存创近年来新高,吨煤综合售价从2011年5月的每吨656元,下跌到今年6月的每吨450元,下降幅度达31%,全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达53%,煤炭行业增值税、所得税同比下降24%。
卖煤难甚至到了需要省长亲自牵头的程度。
不过调查发现这并不是山西煤炭行业面临的全部问题,需求不足、价格下滑的背景下,亟需调整的山西煤炭产业内部记者看到不是产业调整、结构生意、有序退出,而是不断进行的产能扩张,而2009年以来的一波煤炭业重组整合也为当前的产能过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交已无煤老板
太原向西, 13公里阴暗的西山隧道之后,古交市城区便呈现在眼前。
作为全国最大的主焦煤生产基地,这个仅有21万人口的县级市,煤田面积754平方公里,地质储量96亿吨,可开采储量50亿吨,其中70%以上是优质焦煤。在近年煤价高涨的盛宴中,古交因煤而兴,富甲一方,经济总量位居太原市第二位,全省排名第七位。
这里大大小小的煤老板曾经并不鲜见,但是2009年山西省煤炭企业整合以后,他们大都把煤矿卖给了华润集团等国有煤炭企业,如今在这个曾经民营煤窑遍地地方,想找一个煤老板已经很不容易。
在古交最为人所熟知的煤老板当属把煤矿卖给华润集团的金业集团原主人张新明和耿家庄的煤老板耿四星。
路经耿家庄时打探耿四清的消息,当地人表示他现在并不在古交,并且已经不再做煤炭生意,转而承包了古交最大的大巴运输公司,做起了客运生意。
另一位煤老板张新明更是不知所踪,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新明长期生活在北京,已经脱离了煤炭生意。
2009年开始的煤炭业兼并重层曾席卷整个古交市,曾经的煤老板纷纷退出了这一领域。
今日的古交,煤老板已经成为一种回忆,人们只是能够叫出耳熟能详的人名,却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而所创办的企业也已经改名换姓,给国企做了嫁衣。
一位长期研究国内煤炭市场的专家表示,当年山西煤炭业重组整合时,曾经也让民间资本参股,但是很多煤老板拒绝了。
“对企业没有决策权,盈利和亏损也不是自己说了算,他们不放心,就完全退出了。”
时至今日,煤炭价格暴跌,持续十年的煤炭黄金时代结束,也许当年出卖煤矿的煤老板们应该庆幸及早出手。
如今煤价的低迷亦给古交经济带来不小的影响,当地国有煤矿的工人工资平均降了20%,而一些矿区堆积了大量的煤炭没有来得及处理。
由于煤炭是山西的支柱产业,放眼山西,大多数地区情况和古交并无二致。煤炭行业的低迷波及到其整个产业链,一些相关附属产业的人员不得不退出这一行业。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以前是跑大货车运输的司机,主要运煤到秦皇岛港口,现在转行做了出租车司机。
“运煤不赚钱,风险也大。”这位司机表示。
在山西焦煤集团下属东曲煤矿的大院内,一位工人说,下井工人工资下降了20%左右,另外据说矿上借了几百万发工资。即使在以生产优质焦煤而著称的屯兰矿,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
“以前都是货还没有到,钱就到位了,现在要先给人发货,再去收钱”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煤价的下跌不仅影响到普通工人的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下滑。
从山西省煤炭厅看到的数字显示,2013年1至6月份,全省煤矿1到6月份全省煤炭累计实现利税763.26亿元,同比减少193.84亿元,降幅为20.25%,累计上缴税费649.16亿元,同比减少65.87亿元,降幅为9.21%。
这对“每天三顿饭,两顿靠煤炭”的山西省来说,影响巨大。
面对低落的煤炭产业,山西省建立了以省长李小鹏牵头的应急小组,启动了20项措施,力求挽救目前山西经济的困境。
记者在山西省煤炭厅一份内部文件上看到,为贯彻电煤合作新战略,落实上述措施,实现五大煤炭集团与电厂签订长期协议,山西省煤炭厅已经成立了由副厅长牛建明牵头,经济运行处负责的领导小组,以贯彻上述煤炭业新政。
山西正在经历一场煤炭保卫战。
产能扩张依旧
煤老板退出,煤价下跌,需求锐减之下,政府正在因产能过剩忙着救市,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山西省煤炭企业仍在不断扩张自己的产能。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数据显示,2013年煤炭产量要完成9亿吨、力争10亿吨,出省销量突破6亿吨,销售收入突破1万亿元,上缴税费突破1300亿元。
2010年以来,山西省煤炭企业产能则是一年一个台阶,2010年,74106万吨;2011年,87232万吨;2012年,91332万吨。
同时,早在2011年中国就调低了经济发展预期,而用煤大户钢铁企业连年亏损,为何山西煤炭企业当时未能及时未雨绸缪调整生产,而是不断的增加产能?
煤炭领域市场调控为何失灵?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晔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内地煤炭产能建设大幅超前,其中蕴含着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从宏观决策角度,主要是因投资增长过快和政府参与产业投资的强烈冲动;从市场角度,主要是生产要素定价机制不合理和市场价格信号的错误导向。
“由于缺乏健全的市场退出机制,削弱了市场调节产能功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难解;再加上产业集中度较低,导致企业为竞争市场份额争相扩大产能。”刘晔表示。
而这其中既有地方追求GDP总量、增加税收的需求,也有国有体制改革不充分的制度困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表示:一方面国企领导人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仕途的升迁,因此以政府的命令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市场为最高原则,造成了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保税收和费用的考虑,部分国企、特别是地方国企有扩大产能的动力。
在今年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国内产能过剩行业的论述,对了解山西煤炭过剩或许有所帮助:
“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行业在本世纪初也开始出现了系列并购重组,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却愈演愈烈,关键在于中国的并购重组多半是行政主导下的非市场化重组,很多地区的并购重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做大本地区产业为目标,因而这种并购不仅无助于化解产能过剩,而且加剧产能过剩。”
据了解,2009年山西省推动煤炭业重组整合以后,山西省内成立阳煤、晋煤、潞安、焦煤、同煤、煤运六大煤炭产业集团,再加上央企神华、中煤等国有大型煤炭集团,这些大型企业基本垄断了山西煤炭市场,其中5000万吨级以下的企业在力争发展成为5000万吨的煤炭企业,5000万吨以上的企业在谋求跨过亿吨大关。
同时,令人不解的是在煤炭价格高涨阶段这些煤矿拼命的扩大产能,在煤炭价格低落的阶段,却没有煤炭企业退出市场。
国进民退遗患
山西省煤炭如今的困境固然有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因素,但是当地一位观察人士直言,2009年以来启动的由当地政府主导的煤炭业重组整合,虽然提高了装备水平,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也使得煤炭市场丧失了活力。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数据显示,兼并重组之后,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办矿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三个年生产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集团。
但是由于重组由政府主导,整合对象主要是一些民营小煤窑,所以重组一刚开始,就被指责为煤炭业的“国进民退”。
对于“国进民退”的指责,山西本地并不认同,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数据显示,整合以后国有煤炭企业占20%,民营企业占比为30%,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为50%。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认为,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兼并主体的选择和兑价上,基本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所以它基本上不是市场行为,而且民营企业基本已经丧失了影响力。
这一背景下,随着市场环境的迅速变化,国有煤矿运营机制的一些弊端迅速体现了出来。
民营企业内蒙古伊泰集团和同煤集团的对比让这种弊端得到体现,有着3000名员工的伊泰集团年煤炭销售量为5000多万吨,而产量1亿吨的同煤集团却有将近30万员工。
大型国有煤矿不仅仅有自己的医院、公安机关、还有自己的学校等,处于市场变幻期,难以实现即时的调整,造成效率的低下。
“我们山西焦煤集团有18万职工,要肩负很大的社会责任,其实是在帮政府养人。”前述山西焦煤集团工作人员表示。
国有体制一股独大的背景,也为产能过剩埋下了伏笔,企业除了经营之外,还要服务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
山西省在其十二五计划中制定的若干个5000万吨和亿吨煤矿的目标同样被指责为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并非按照市场规律来发展企业。
“是不是要做亿吨,那是企业根据市场来做的,你不能规定它要做亿吨。”邢雷表示。
山西煤炭出路?
面对当前产能过剩,价格下跌以及财政收入锐减造成的困境,山西省政府7月25日推出《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措施》,共20条措施,并分近期、中期、长期三个类别同时实施。
其中一项就是减免税费,即从2013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暂停提取两项煤炭资金、减半收取煤炭交易服务费等。
据山西省财政厅煤炭基金管理处测算,暂停提取“两金”,可为山西煤企直接增加利润约60亿元,前述观察人士也告诉凤凰财经,一旦这些费用取消,煤炭企业的日子会立马好过。
但是仅仅减免税费只是治标之策,邢雷认为真正要约束产能,应该提高产业集中度,对现有煤矿进行兼并重组。
从国际来看,由于资源型企业的特殊性,一般都是高度集中的大企业,比如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等。因此在国内煤炭所有制暂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现有煤矿进行进一步的整合,并同用煤企业达成参股或者长期协议的方式来避免产能过剩。
但是即使这些措施也很难推行,因其中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国有产权分属不明的问题。
从提高产业集中度方面考虑,山西省可以将现有煤炭企业再度整合,比如通过央企来兼并地方企业,另外电企和煤企互相持股,但是因为央企产权属于国资委、地方国企产权属于地方政府,双方不能进一步的整合,即使放眼全国,也鲜有煤炭企业跨省整合的案例。再加上电企多为央企,更难进一步的推动产业整合,以至于华润等电力企业不得不收购当地大量民营煤矿来保证上游煤炭的供应。
另外,地方政府为保证GDP的需要也不愿被外来企业控股。
从会计制度来讲,如果说两家煤炭企业合资成一个企业,一家央企控股51%,另一家地方国有企业控股49%。那么按照会计的产值,全部都计到央企名下,地方所起所带便的地方政府就没有了GDP。
“利润是可以按股分的,但是产值是不能按股分的,所以在中国GDP考核的体制下,它就不干了。如果大同煤矿卖给神华了,那我大同不是没有GDP了,所以背后复杂着呢,看起来都是小问题。”邢雷表示。“比如说去年大同500个亿GDP,一下变成200个亿,大同哪干,那不完了。”
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山西煤炭整合很难更进一步,同时国有股独大的局面不改变,即使整合后做大,能否继续做强也是山西煤炭未来面临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