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什么时候能‘动真格’?房地产税什么时候推出、怎么征收?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什么时候能够普惠全民?大气污染治理如何落到实处?”

　　2017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最近不少读者和网友通过本报的两会热点调查系统提出了诸如以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改革步入深水区所面对的“硬骨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或影响到就业，或关乎法律的制定，或亟待财税体制改革，都与实体经济发展、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防控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难点一：市场化改革

　　近年来国企改革进度滞后，这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硬骨头”。不少专家表示，国企当前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国企资产负债率高，股权高度集中;二是企业治理不规范，机构臃肿，负担沉重;三是国资布局不合理，专业化不强;四是行政色彩突出。

　　现如今，国企改革已不再是简单的微观企业改革问题，而是宏观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从宏观金融的角度来说，国企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影响着货币政策传导、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稳定;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国有企业垄断了能源、电信等上游产业部门，其运行效率影响着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效率和出口竞争力。

　　除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性还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此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运用的是行政手段，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且短期内易现效果。下一步需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诸多进展。不过和所有的改革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过程中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暴露出不少问题———2016年，煤炭价格飞涨，一、二线城市房价飙升，杠杆率不降反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市场手段完成，要靠市场机制推进。”不过李佐军也坦言，市场化手段比行政手段更加复杂，要考虑更多问题，难度也会进一步增加。

　　难点二：系统性改革

　　李佐军还表示，过去一年多来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靠的是结构调整，但对于造成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等问题的制度性改革推动较少。

　　“这些制度性问题恰恰是主要问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李佐军说。

　　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和制度。这五大要素的背后有着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

　　在资本要素方面，冯俏彬表示，我国金融机构存在过于偏重规模大、业务全和国有比重大等问题，而民营、专业化、纳入正规监管的普惠金融机构，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规模方面都远远不够。这需要系统性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在简政放权方面，冯俏彬表示，前期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推进过程中涉及全国各级政府之间信息连通、规则一致等核心问题，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难点三：着力防风险

　　“当前改革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平衡，在长痛与短痛之间要有所取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说。

　　在当前宏观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不少专家认为，可以用互联网金融手段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董希淼表示，在过去几年里互联网金融发展确实很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问题，但也很容易积聚金融风险。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短期的促进作用，更要关注长期的金融稳定，对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的形成要保持高度警惕。

　　去产能、去杠杆、“僵尸企业”处置同样涉及长痛与短痛之间的博弈。去产能或许会影响一些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去杠杆会使一些风险显性化，但如果不推进这些改革，不仅稳不住长期目标，短期效果也会越来越差，“僵尸企业”越来越多，债务越积越重，加剧财政金融风险。因此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金融风险。

　　正如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去年7月份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所说，“所有税制和房地产税制改革至今未推出的一大原因是涉及大量利益调整，但依然需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和包容性增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