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上映的当口正好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前夕，于是电影和气候峰会互相宣传也互相成全，《2012》不仅仅是电影的名字，也不仅仅是那个所谓玛雅的预言，更多的是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关注聚焦的一个年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战随之上演。

　　三边博弈

　　“气候、环保是个最大的政治问题”。换言之，说到“气候问题”就免不了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在讨价还价之后找一个平衡点。因此，与会的192 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官员们，其本质无不反映了背后各方的利益博弈。

　　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对减排准备最为充分，在节能减排主张及实行方面一直积极抢占“制高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而欧盟11月份最新的天气研究报告中显示，到2030年，气候环境最坏的情况下，对欧洲的经济影响预估最坏为千分之五，最好是万分之一。当然结合欧洲南部多山，北部平原的地理情况来看，气候的变化实质对其影响并不是很大。欧盟如此积极不仅让人联想到了它的碳减排、碳扑捉、 碳转存技术在世界上已经排在了前列， 谈判破裂，欧盟则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各国征收碳关税；谈判达成，欧盟则开始向世界兜售自己的技术和设备。

　　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表现的相当暧昧，“高姿态、低承诺”，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否则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且不会给中国提供资金援助。其实美国的这种态度并不稀奇，“碳关税”最早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实施人变成了法国，而且美国众议院早在6、7月份就已经通过征收碳关税的提案，如果参议院通过，那么即使哥本哈根达不成协议，美国对碳关税也有法可依。因此，美国实质上对哥本哈根会议不看好，它一方面不希望在经济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拿出大量的金钱来资助，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征收碳关税来抵制进口，保护本国经济行业。

　　第三方是以以中国与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强烈的反对。主要异议在于碳排放的总量和增量问题，因为欧洲及美国经过200多年的工业发展累积下来的碳排放量，需要由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显然是个绝对不公平的协议，尤其是对中国、印度。但是发展中国家却又没有“话语权”。

　　哥本哈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一旦达不成有效的减排协议，那么在发展的名义下，“囚徒困境”会导致全球各国势必展开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竞赛，那么全球的经济结构会更加的畸形，经济竞争环境会趋向恶劣，全球经济关系会更加紊乱。而部分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的理由，必定会开征高税率的碳关税，届时贸易大战将不可避免，全球贸易必然走向严重萎缩，而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中国。

　　“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无论是半成品还是成品，中国产品出口到了世界各国，如果欧盟及美国开始征收高额的碳关税，中国会面临一个新贸易制裁的挑战。每一件衣服是5公斤的碳，一吨钢材是1到1.8吨的碳，试想加上税之后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有多大的竞争力？中国出口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更让人无语的是之前中国收购了美国的“悍马”。

　　从另一个角度想，中国必须在能源结构调整上继续大做文章，特别是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如果要达到2020年比2005年碳排放量降低40％到50％的目标，中国需要每年支付78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而且需要60多项核心技术来支撑，但其中42项中国目前不掌握核心技术，必须向国际上购买，而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定会要高价。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这一段话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此时此刻的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