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制铜工厂排出的烟气，将很多村民的麦苗几乎全部‘熏倒’。隔壁村的孙大哥承包了十几亩杨树林，烟气一过，树叶全部脱落，人急得眼睛都红了。”

　　7月7日，在“河南新乡重金属污染治理研讨会”上，新乡大块镇小块村的一位张姓村民不停地向记者诉说着重金属污染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小块村的遭遇并非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个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场由南至北的重金属迁徙正在中国大地悄然上演。

　　虽然重金属污染相关防治政策的频频出台，给公众带来了改良环境的美好期许，然而碧波下涌动的“暗流”却让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长鸣不止。

　　被重金属污染的村庄

　　“这污水浇出来的小麦你们自己敢吃吗?”

　　“不吃，都卖给你们了……”

　　今年3月26日，这则“幽默”的新闻报道，让人们记住了河南新乡大块镇小块村。

　　如今，几个月过去，当污水的记忆逐渐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时，村中潜伏的更大生存隐患——重金属污染，却在慢慢浮出水面。

　　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小块村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铬渣堆、电镀厂污水、工业废渣、化工厂污水、废弃干电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厂的污染。

　　“现在有几百吨的废旧电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张姓村民介绍说，之前倒闭的黄河化工厂给村里留下了几百吨的铬渣。2011年，国家进行了集中处理，将六价铬(黄色)处理成三价铬(绿色)，并进行了掩埋和覆盖。但奇怪的是，处理过的铬渣是黄色的，且掩埋的位置处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

　　他还告诉记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谁得癌症，是大过天的事。现在，大家都不会感到很惊讶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症患者正在趋于年轻化”。

　　然而，对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环保的概念还很陌生。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

　　“自然大学”志愿者张海燕认为，人们内心的不安已随重金属污染的加剧而与日俱增，如不觉醒，村庄终将在人类自己生产的垃圾中消逝。

　　由南向北的迁徙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逐，广东、浙江等沿海区域出现了大批的民间作坊和小型工厂，并由此成为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

　　“当时，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卖掉，余下的电子原件又往往被处置不当。这也导致广东、浙江两省一些儿童的血铅含量较高。”沈阳化工大学退休教授李庆禄告诉记者。

　　不过，国家政策的跟进，让诸多违规企业不敢在南方长期扎寨。199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令取缔关停了15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产品质量低劣、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重度污染小企业。

　　面对强势来袭的重拳，许多南方的重金属企业并未坐以待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成为新一轮的受难者。

　　新疆乌苏市农技站专家马勤告诉记者，近年来，很多河南的企业出现在了新疆地区。“新疆和内蒙古都有个比较严重的思想误区，叫做‘无工不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泥沙俱下，许多重金属污染企业也就乘虚而入。”

　　“目前，内蒙古境内煤化工产业盛行。尽管它们均通过了环评，但仍然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现象。”李庆禄还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属污染企业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等“三不管”地区。

　　治理污染须拓宽眼界

　　多年来，对于重金属污染，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处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决的可能。

　　“我们应学会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环保人士胡德强认为，可以通过推动环境立法，让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业强制参加投保，把保险作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当污染发生时，污染企业必须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让环境恢复到某种可以治理的状况，否则不予赔偿，这样就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

　　“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则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触碰的顽疾，只要情况不是十分严重，都可以改变。比如，可以种上一些能适应重金属的植物，将其变成生态观光区。

　　“沈阳地区已将众多污染企业集中于一处，将污水、废弃物和有害气体进行统一规划处理。然后，将原污染地区重新利用起来，建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避免资源浪费。”李庆禄向记者介绍了沈阳的成功经验。

　　“归根结底，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是个社会问题，考验的是当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庆禄进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发展、为什么而建设。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