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将传统增长模式“逼上梁山”
不转型不行转慢了不成
记者在贵州、河南、福建等多个省份采访发现，受“刘易斯拐点”因素影响，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转型压力不断加大。
专家建议，宜加快相关配套体系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挖掘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由“量”向“质”转变。
影响渐显：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在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负增长，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东中西部企业相继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相关人士认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对过去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严峻挑战，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推动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越来越难以为继。
传统的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式难以为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至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速度分别为5.4%、4.4%和3.9%，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同时，由于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将难以继续发挥。2010年，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5%，分别比镇和城市高2.9和3.4个百分点。
记者日前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新铺乡看到，富士康的招工台已经摆到了乡政府门口。近期富士康准备落户贵州，要在当地招工2万人，先到富士康的烟台厂工作一年;开出的综合月薪大约是2200至2300元。
当天正是新铺乡的赶集天，然而，整整一上午登记应聘富士康的只有5个人。记者挨个拨打应聘者电话，有3人电话无法拨通;其中一个叫赵米仙的女孩告诉记者，“找工作就想离家近，不想到外省去”;只有一个男青年表示，希望借这个机会到沿海地区闯一闯。
贵州省人社厅就业局局长徐海涛说，富士康开出的条件没有什么吸引力，就连贵阳劳务市场的平均月薪都达到了2500元。
“低小散”的粗放型生产模式难以为继
在采访过程中，多名企业家向记者表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支撑30多年制造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大量规模小、低技术、低附加值、分布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面临转型阵痛和产业深度调整。
在福建晋江打工15年的四川金堂县竹篙镇农民王昭学，2010年回老家开了一家60个工人的制鞋厂。王昭学说，“成都的大鞋厂接老外的贴牌订单，再转包给我代工。这几年各种原、辅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订单利润越来越薄，一双鞋赚不到几毛钱;如果成本压力继续加大，就只能考虑改行了。”
为了摆脱低端落后的生产方式，浙江新乐纺织化纤有限公司正准备投资8亿元，打造染纱、织造、印染后整理一条龙生产线，努力发展成为国际高端衬衫面料生产基地。
以高速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说，对于大量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企业，由于产品是国际定价，企业难以将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短期内的压力骤增可能导致企业难以生存。企业若不想倒闭，只有转换自动化设备、加速产业的自我提升，或者向中西部、国外转移。
位于广东东莞的王氏港建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部经理贾玉兴说，“目前的珠三角很像30年前的香港，出口利润越来越薄。具体方向很难预测，但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制造业会慢慢淡出，这是看得到的趋势。”
危中有机：拐点到来倒逼转型升级
一方面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压力大增，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进入短缺状态也将加快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刘易斯拐点”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危中有机”。
首先，长期来看，拐点到来将导致劳动者收入提升和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客观上有利于弱化“投资依赖症”，促使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持续的工资增长将会提振民间消费，但同时也会压制投资并促使中国的经济‘常态化’增长。”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说，一个国家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其经济管理方式必须与以前不同，必须转而寻求能够促进经济更加高端、高效发展的政策举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曾撰文认为，“刘易斯拐点”将推动劳动力工资水平逐步上升，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储蓄和投资增速下降，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向消费转变。
其次，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降低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转变在东南沿海已悄然发生。在福建的纺织服装行业，加快生产自动化、信息化，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降低人工成本的做法已蔚然成风。
福建华联服装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远告诉记者，“公司去年研发了机械臂自动设备，一条自动线可节省12名工人，十余条线已节省了200多名工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说，在转型压力下，各级政府更加倾向于采用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约束低水平低效益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这些趋势都体现出拐点作用下的“倒逼”效应。
最后，有利于破除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有什么样的劳动力结构，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制度变革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袁志刚说。
我国长期施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人为阻隔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步伐。今年7月份，福建省石狮市启动“全域城市化改革”，将逐步实现居住证制度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推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石狮市政法委书记李伯群表示，石狮现有外来人口41万多人;但由于长期的土地和户籍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工“早退”、产业工人结构性短缺成为常态。如果不加速推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未来石狮的产业将面临人才短缺和空心化危险。
浙江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副处长章剑卫认为，拐点倒逼效应有利于推动政府、社会和企业加速转型，促进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进一步打破各种就业壁垒，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应对关键：人口红利、就业优先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准确把握“刘易斯拐点”理论及在中国的发展状态，承认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其意义在于可以预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一是工资上涨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受访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刃剑”，需要客观分析“刘易斯拐点”来临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短期以及中长期影响，提前拟定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人口红利、就业优先政策和劳动生产率，是把握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稳定增长动力中枢的三个“关键词”。
首先，“刘易斯拐点”到来并不意味“人口红利”绝对消失，“刘易斯拐点”强调廉价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进入短缺状态;而“人口红利”重点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抚养比水平。一般认为，总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的时期属于“人口红利期”。
201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虽然有所上升，但距离50%的上限仍有一定空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62万。国家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未来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资源都将稳定在9亿左右。
蔡昉认为，按照一般计算方式，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如果加速推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有利于延缓红利消失速度;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以质量代替数量，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就业优先仍是当前基本的立足点。
记者调研了解到，虽然近年来企业招工难、用工荒成为常态，但仍有大量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难以实现稳定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不能将“拐点”到来的信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
河南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介绍，目前河南还有6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开发就业;“这600多万富余劳动力，以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的群体为主，转移就业难度较大。”
在四川成都最大的劳务市场———九眼桥劳务市场，39岁的农民工谢培富告诉记者，自己16岁就外出打工，干了二十几年没攒下钱，也没学到技术，“现在基本上是打短工，干个十天半个月，又回到劳务市场找活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表示，2011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到2020年之前，都是我国劳动力总量最大的时期，这是一个基本点。”
刘丹华、蔡昉等人士认为，当前就业优先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政策立足点;需要进一步提高技能培训规模和质量，努力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发展方式和产业格局，形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第三，劳动生产率是释放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核心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而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
但在2012年统计的全国2.6亿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达到了74.8%。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水平仍然偏低，成为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以浙江为例，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表明，生产同样的GDP，农民工众多的浙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疑将给浙江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障碍。
袁志刚等学者表示，在整个经济转型步伐中，人的转型不能落在产业转型之后。建议加快完善订单培养、政府补贴、高效便利的在职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职业技能和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