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务院部署化解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公布以后，各地纷纷推出许多举措。有的地方集中拆除钢铁企业高炉，有的地方宣布不再审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的新增产能项目。

　　这轮化解产能过剩的攻坚之战，应会逐渐释放出效应。不过，困难与阻力也是明显的。产能过剩这个老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近日即有媒体报道称，“推倒一座旧高炉，重上一座新高炉”的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了求解产能过剩难题的复杂性。

　　产能过剩是个经济现象。这一现象不会孤立地存在，而是与整个大的经济环境联系在一起。目前的问题在于，想依靠外部市场的复苏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已是难以指望，而内部需求在短时间内扩大亦非易事，这就要求必须从供应角度考虑，即是要化解过剩的产能。

　　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会产生负面作用。这一问题解决的质量如何，关乎未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质量高，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反之，则可能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中央高度重视化解产能过剩，确实是高瞻远瞩。

　　化解产能过剩一定需要系统性的方案，包括某些行政手段、宏观政策调节、法律调控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过剩产能预警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改造，以及一定的法律标准与执法力度，皆为必要的技术性手段。不过，产能过剩的化解不单单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本质上，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触及、调整利益格局。

　　应该看到，国内的产能过剩，除了市场自身的盲目因素之外，还有政府之手不当干预的原因。在过去30多年里，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可谓天下罕见——这背后有制度性因素。在目前的政府治理机制之下，在现行政绩考核方式的“指挥棒”下，地方官员受到激励，热衷发展经济。

　　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导致了不少问题的出现。一些地方采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降低能源资源价格甚至是放宽环境、社保标准来招商引资，导致某些产业一哄而上。而在出现产能过剩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局部的利益动机，仍旧坚持增加产能，以图实现短期政绩。至于这些过剩产能未来如何消化，并不在于其考虑范围之内。所谓“一届借债政府、一届还债政府”的问题，相信很多官员都有亲身体会。

　　基于短期政绩的利益考量，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财税既得利益，有些地方官员屡屡动用地方政府补贴去支撑过剩产能。更让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些明确要求退出的产能，有些地方也不认真执行政策，或拖延执行政策，甚至依然用财政补贴支持这些过剩产能。这样的做法，既损害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其危害性不可小视。

　　由此亦可看出，许多的产能过剩，关键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理不清楚，还在于市场没能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当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以牺牲环境、资源等为代价来推高过剩产能时，这就错得有些太远了。中央针对消化过剩产能的指导思路是“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要做到这些，一些地方官员首先必须端正政绩观。同时，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方面的衔接，也须更流畅合理。

　　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是一个会产生阵痛的过程。可以说，某些痛楚无可回避，涉及就业、银行资产质量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其中，调整利益格局只是给某些人造成痛楚，不得不为。不触及既有利益格局，化解产能过剩之役就很难真正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