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走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关口。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报告还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产业调整可能会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重要议题。

　　内需为主已成定局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在7.5%~8%。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至第三季度才出现反弹。在这一系列的转换中，内需始终扮演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助推器的角色。

　　在限制“三公消费”的背景下，面对房价持续高企等限制性因素，稳健的消费增速为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带来了很高的期待。

　　不仅有实体消费，网络消费也方兴未艾。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曾表示，前三季度，商务部监测的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购物同比增长34.7%，预计前三季度网络消费零售额将达1.3万亿元，已达到2012年全年水平。

　　在投资方面，整个三季度内，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力量。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较上一季度又有回升，主要来源于基建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恢复。

　　今明两年，经济结构还将继续调整，调整的动力核心在于城镇化，而城镇化又将释放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在近期中央高层的讲话和对地方的调研中，城镇化确实已经成为频率较高的字眼。

　　因此，未来在城镇化带动下的消费和投资两轮驱动，将激发中国的增长活力，也让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到新阶段。

　　增速放缓倒逼结构调整

　　由于当前宏观环境既不那么热，又比较平稳，且有一定的市场压力，正好给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机遇。

　　比如，对过剩产能集中的地方国有企业来说，结构调整是在痛苦中进行的。以甘肃省为例，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是该省两大拳头产业。但随着宏观增速放缓，石油、煤炭、有色等行业都受到巨大影响。

　　在更多的行业，除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外，氮肥、电石、氯碱、甲醇、塑料等一度热销的化工产品也因为产大于需而销售困难;铜、铝、铅锌冶炼等有色行业生产形势低迷，产能过剩问题凸现。甚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也出现产能过剩，大型锻件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忧。

　　今年年初，企业曾经希望政府换届能带来与往年相似的明显投资效应，但中央采取了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年中，在中央稳增长的要求下，企业热情再次提升，但是经济中的实际需求仍然是稳定运行。所以整个2013年，直到今年下半年本轮的去库存才基本告一段落。同时，直到今年10月，地方国有企业的累计利润增速才转正。

　　由于需求平稳使得企业生产的东西不是都能卖得出去，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就要进行技术创新，就要调整产品结构，这就是市场压力。

　　这些变化再次证明，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市场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

　　走出“越调越多”的困境

　　除了经济放缓导致企业调整意愿走强，也需要政府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防止钢铁行业“越调越多”的状况再次出现。

　　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对于产能结构实施了多轮调整，但产能往往越调越大。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在钢铁行业价格下滑、钢铁企业利润大减的情况下，粗钢的日均产量却达到了历史高点，背后的原因就是被扩大的产能仍在集中释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存有一定量的产能过剩，只有存在产能过剩，才会有竞争压力来提高质量、服务，有一定的过剩，未必完全是坏事。但是，中国很多产能过剩问题背后，实际上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在运作。

　　我国产能过剩在多行业凸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落后。此外，有些地方政府采取摊大饼的方式片面强调做大GDP，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引导投资者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无序扩张。

　　2013年中国的中东部频繁遭遇雾霾的侵袭也再次证明，单纯扩大生产能力低水平重复投资已经走不通了，必须提高技术和环境门槛，提高发展质量。各地政府应该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能再一味盲目扩充产能。

　　中央高层已经明确提出，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这也意味着，政府应从竞争性项目的经济性管制，及时转向针对外部性的社会性管制，比如，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全卫生，以及土地使用等等社会性审查，脱离原来的运动员职责，转而变成真正的裁判员，让市场承担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