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中国制造业的病根进行了全面解析，并超前预测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萎靡不振局面。

　　导读：近日，汇丰(HSBC)公布了中国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只有50.5，且低于上月终值50.8，创下3个月来的新低。在此之前，我们的汇丰PMI指数一直在枯荣线50上下徘徊，夏季的5、6、7三个月更是跌到50以下。这是正常的吗?

　　根据Markit统计，德国12月制造业PMI初值达到54.2，并带动整个欧元区实现31个月的最高值52.7;美国12月制造业PMI初值是54.4，这还是低于预期的。对比之下，我们作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制造业仅仅是趴在枯荣线上残喘。

　　中国制造业到底得了什么病?“用工成本、营商成本、官僚主义衍化出的隐性成本，统统高涨，导致外资工厂大量撤离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中国制造业的病根进行了全面解析，并超前预测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萎靡不振局面。

　　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企业选择把工厂搬离中国?因为我们过去拥有的发展制造业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第一，我们的用工成本不断上涨。中国在过去30年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靠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吸引欧美企业来我们这里投资建厂的。但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开始迅猛上升。

　　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累计上升71%”。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从2010年起，富士康连续涨了好几次工人的基本工资，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资从2010年6月以前的900块，增长到了2012年5月的2200块。

　　而且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还说，到2013年8月，富士康工人的工资大概要涨到4400块，很可能超过台湾岛内工人的基本工资水平。

　　另外，在这5年多时间里，来华投资建厂的外国老板还要考虑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为什么?

　　因为你赚的是美元，但是给工人付的工资是按人民币结算的，一旦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上升，就意味着工人即使还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但你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去兑换等量人民币，这其实相当于工资开支上升。那我们的人民币币值上升了多少呢?

　　告诉各位，从2008年至今，如果按照实际贸易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同期升值幅度达到了25.9%。

　　各位看懂了吧，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的用工成本在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之下，已经不再是“廉价”的了，而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它们在生产成本上比我们更有优势。

　　就拿越南来说吧，越南工人的每月工资只相当于500块人民币左右。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阿迪达斯把中国工厂关闭，然后再到越南、墨西哥去开新工厂。

　　还有一点让人很担心，对于国内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很多企业一边寻找更为有利的环境，一边加快了自动化的步伐。

　　比如富士康，在看到国内工人不断要求涨工资之后，它不但以“接近惠普等客户企业”为由，到美国开工厂，还宣布在2014年用100万台机器人代替不断闹事、要求涨工资的工人。

　　而且据我所知，到2012年年底，富士康在山西晋城建立的机器人基地已经造出了2万台机器人。

　　第二，我们的营商成本在不断加重。我要提醒各位，比我们不断高企的用工成本更可怕的是不断上涨的营商成本，比如税费、工业占地等。

　　我在这里向各位提供一组数据，美国因为页岩气的大量开发，它的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工业用电价格是中国的二分之一。

　　由于物流成本和能源价格相关，所以美国的物流成本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二。我们再来看融资成本，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占总成本的20%，美国的是10%以下。中国大型企业的是6.5%，美国的是2%左右。再看土地成本，中国工业用地全国平均水平是102美金/平方米，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是13美金/平方米，即使是旧金山也只有46美金/平方米，那么我们地价最高的上海和深圳的工业用地价格是多少呢?达到了200美金/平方米。

　　另外，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有令人吃惊的8921部地方行政法规，这项法规让各地方政府随时可以根据当地的财政需要，多给企业增加几项地方税或者费用。我说这是“地方政府不守法成本”，它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营商成本。就是这样的营商环境，也难怪这么多的美国企业，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会纷纷选择撤出中国了。

　　第三，由官僚体制衍化出的隐性成本。2011年，中国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华美国企业反映出的首要运营挑战竟然是官僚主义。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当这些企业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站稳脚跟之后，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时候，它们发现这些地方政府普遍都有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

　　什么叫自由裁量权?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我们目前制定法律、法规的一般情况是，政府出一个“纲”，地方政府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详细细则。这就造成了什么?地方政府在决策、执行和监管环节上被赋予了非常多额外的权力，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有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

　　另外，因为各地方的情况各不相同，同一个政策在不同地区执行，肯定会有差异，这也非常容易给企业增添麻烦。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上海浦东新区在行政审批制度里，把车船许可证的审批给取消了，但是周边省市却没有这个规定。结果船只从上海出发，到了江苏的苏州，因为你没有这个许可证，按照江苏的政策，那就必须接受罚款。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审批流程，环节太多，情况太复杂了。我在调研的时候，听一个市的领导说：“一个项目从签约到开工，要走20多个流程，办30多个手续，一般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有些需报省审批的甚至需要两三年时间。”

　　而且告诉各位，根据我的亲身调研，这个现象在我们全国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就不晓得有多少企业能经得住这么繁琐的流程，等得起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跟延误战机是一样的。等把政府要求的各项手续都拿下来，你会发现，也许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做了。

　　综合上面的这些原因，就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趋势：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大批欧美制造企业或者回流本土，或者迁去越南、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