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瞩目的G20杭州峰会两周后即将拉开帷幕，各方对此次峰会的核心议题备加关注。今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成为G20平台上的新核心议题。对此，我们需要深入考量。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今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有个发言，解读这篇当时很多人直呼读不懂的发言，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产能过剩是国内变量，应在国内解决，不宜置于G20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解决，要防止误导甚至滋生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讨论产能过剩不能动摇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如何对产能过剩下定义，没有各方普遍接受的标准。若定义为国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显然不合理，因为没有考虑国际贸易;若定义为全球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又是一个不合常识的逻辑判断：作为理性的厂商，不会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盲目生产并承受亏损，因此，不会出现长期保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当然，也存在周期性的问题，在景气周期高峰时期形成的产能在周期低谷往往会过剩，这时，理性的厂商通常会通过对周期的判断选择“扛下去”或者自我调整(去产能)，即市场机制自身能解决产能问题。不过，本文讨论重点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聚焦于价格失调所产生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要理解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人们通常用“绝对比较优势”来理解国际贸易的产生，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那样。但周小川的解读是这样的：

　　“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差异，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而另一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这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的汇聚。例如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但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

　　也就是说，以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解读，没有产能过剩，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产能的本质是结构性比较优势布局问题。沿着这条思路，周小川在发言中点出：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中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产品或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

　　如何理解产能过剩语境下结构性布局和价格之间的对偶关系?最直观的解读就是，如果价格是对的，从微观看，没有企业愿意产能过剩。而从全球均衡的角度来看，假设没有价格扭曲和不当补贴，均衡的市场价格不会导致长期过度的产能过剩。而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除了经济周期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阶段性需求不足的因素外，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扭曲导致的结构误导。

　　国际关注焦点应在于成本真实和有无补贴

　　企业的生产和产能投资必然要计算成本和利润，如果成本和价格没有扭曲，又没有补贴，那么厂商的理性判断不会过度投资而导致产能过剩。若一家厂商持续扩大产能，一定是因为自以为其具有竞争力，成本足够低。因此，这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应当是竞争的公平性，其要义在于这家企业是否真的做得好做得便宜，而不是依靠直接或间接的补贴。

　　若是存在补贴怎么办?对于显性补贴，目前WTO有关于反倾销条款，不得低于成本销售产品。通过“禁止性补贴(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可申诉补贴”和“不可申诉补贴(例如对研发的补贴)”的分类，进口国也可利用WTO的反补贴条款来抵御和实现贸易救济。此外，WTO还明确限制所谓“国营贸易”。因此，现有的国际机制可以抵制倾销和补贴，并不需要G20过度聚焦并另寻解决出路。中国目前对产能过剩行业并不存在显性补贴。但人们会问有没有隐性补贴，也就是在成本核算中有无扭曲或间接的交叉补贴。周小川在发言中强调环境成本是否足额计入：“之所以说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

　　隐性补贴可以分为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前者在中国表现为生产方未充分计入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成本，后者则表现为由于某种重要投入品(例如电力)价格低估隐含的间接性补贴，当然，其背后也是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成本承担的原因。周小川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就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领域的产能过剩。”

　　那么，如何来应对由于低估环境和气候变化成本所间接导致的产能过剩呢?解决方案应是外部效应“内部化”：“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问题的内部化，其外部效应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本里面，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就要把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沿着这条思路，碳排放交易是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在于要将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成本打入到厂商的生产成本中去，并最终表现在产出价格中。如此一来，由于外部性导致的过剩产能也就自行通过市场的力量得以解决了。此外，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意即地方政府在GDP竞赛中出现的少量政策扭曲，目前正在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

　　因此，对于产能过剩，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应在于有无补贴，而有无补贴的未决变量在于环境和气候变化。中国在体会空气污染、气候异常等环境代价的情况下，正在做出积极的努力。例如在国际社会积极沟通推进达成共识，并率先签署“巴黎气候协定”。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提出2020年后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和行动计划，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到203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这些措施如果能进一步恰当地反映在价格和成本核算之中，中国自身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由此项扭曲所致的产能过剩。

　　警惕滋生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近来，不少批评者指出，G20在从应对危机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中，近年来出现了“圣诞树”现象，即什么都往树上挂，不断扩充核心议题，扩大领域，最终导致无法聚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持续下降。聚焦核心议题当是G20加强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上文分析表明，一般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应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性问题，其解决方案应在一国国内价格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框架中得以逐步解决，同时又可用好WTO规则来解决争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性相关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成本和补贴)，G20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框架加以解决。当然也可以通过现有的行业会议(例如2016年9月8-9日召开的OECD钢铁委员会会议等等)，来实现产能动态信息及政策协调措施的交流分享，没有必要让G20框架过分聚焦该问题，并另行安排政策。将国内问题国际化，并通过G20平台施压，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演化为一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的钢铁生产一直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2006年开始才从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自2006年到2015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占生产量的10%，远低于同期其他产钢大国的出口比例，同时还有大量高端钢材产品的进口。中国不鼓励钢铁产品大量出口，相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钢铁产品出口，特别是对部分钢铁产品加征出口关税，以及主动限制普通钢材出口的退税率。

　　针对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2016年初，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化解过剩钢铁产能的目标任务——用5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中国钢铁行业退出产能2126万吨，完成今年目标任务量4500万吨的47%。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今年前7个月下降800万吨)，钢铁价格开始回升，去产能已效果初现。

　　总之，国际贸易与投资会寻求比较优势去布局产能，不能将产能过剩妖魔化。超常的产能过剩一般源于价格、成本、补贴等激励信号出现某种问题，多数是国别内部问题，应对症下药，通过各国的价格机制和结构性调整“内生性”地解决一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非将其政治化为另一个G20的焦点，这恐怕是周小川在半年前那篇难懂的发言中最重要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