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面转租，给钱就卖，回家种田，再不回来。”李其立一边拼命给自己灌酒一边说，语气中带着点“自虐”。作为较早奔赴上海做生意的钢贸商之一，开着拖拉机闯进上海滩的他如今所剩无几，全部货物被拿去拍卖抵债。

　　李其立是福建周宁人。这个有名的贫困县21万人口，但在外做钢贸生意的就有10万人左右。过去30年间，他们占据上海钢贸市场七成以上份额，个个家财万贯，人称“周宁帮”。

　　周宁曾风光无限。

　　这个小县城曾有宝马车一千多辆，劳斯莱斯数十辆，有的人家不止一部豪车。周宁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宝马公司领导调查宝马车在中国的销售情况，结果发现集中度最高的购车身份证都以352230开头，宝马中国区总裁专门到身份证所属地周宁调研，一看这竟然是个偏僻山沟里的贫困县。

　　周宁的贫困程度在福建时而倒数第一，时而倒数第二。作为全华东海拔最高的县城，周宁的水田数量不多，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历史上便形成了外出谋生的惯例。改革开放后不甘现状的周宁人纷纷外出，有办厂的，做钢铁模具的，也有做机械配件，水管、钢管的，因做钢铁模具涉及到钢铁零件营销，慢慢发展到上海做钢贸，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后来借浦东建设之机慢慢集中到长三角做钢贸生意。周宁人和西南一些落后地区不同，他们不满足于靠打工求得一口饱饭，出去的很多人都有做老板的志向。

　　经过30年的打拼，周宁钢贸帮的确曾把梦想拉进现实。然而，自2011年钢贸信贷危机爆发，“周宁帮”几乎全军覆没，上至“钢贸教父”周华瑞、“钢铁大王”肖家守，下至李其立这样的普通钢贸商倾家荡产，被追债、被起诉。如同1980年代、1990年代浩浩荡荡走出周宁一样，曾经的钢贸商们如今又成群结队回到故乡周宁。

　　只是这一次，他们不是豪车成队、衣锦还乡，而是身无分文，回乡躲债，或者希望从家乡重新起步。

　　走出贫困县

　　周宁县蜂洞茏(音)村人烟稀少，白天大门紧闭，偶有老人出没。村内房屋基本四层起建，装修豪华，房主人不少是外出谋生的钢贸商。村子尽头有一家低矮的两层小楼，门前有院，房后有山，山上长满毛竹。这个村里最寒酸的房子是周宁钢贸第一人、“钢贸教父”周华瑞的家。

　　此时，周家大门紧闭，院内一片荒芜，而周华瑞自己在上海滩也被告上法庭，十多个官司缠身。“这个时候我实在不方便出来谈什么。”周华瑞托人婉拒了本刊的约访。据说，要不是因为周拥有上海杨浦区政协委员等头衔，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30年前，周华瑞曾在当地一个集体企业上班，不满足于当时的工资收入，辞职到闽北做一些车木的活。上世纪80年代初，周华瑞决定做些大事，便走出深山老林闯荡上海滩。他从扛水泥做起，后来做一些零配件的小买卖，在计划经济痕迹还很严重的时代，他因为能吃苦，经常做一些国企同行不愿做的活，如爬六楼送货上门等，慢慢积累起一点资金。

　　浦东大开发时期，敏锐的周华瑞预料到大批旧房危房要被推倒，新建的市政工程、商务楼、酒店、住宅区需要大量钢材，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1996年冬天，周华瑞改变小打小闹的做法，把建材做成了一个“超市”：他租下逸仙路889号上海建工局近百亩土地，建起了逸仙钢材现货交易市场。到2004年，建材市场进场企业从26户增加到649户;交易量从10万吨增加到420万吨。周华瑞的荷包也鼓了起来。

　　最辉煌的时候，周华瑞成为上海钢贸圈的“带头大哥”，担任上海钢贸协会会长、上海周宁商会会长，并成立了自己的小贷公司。如今，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因为钢贸联保、银行抽贷、资金链断裂，等待他的是漫长的黑暗隧道。相比周华瑞，苏斌的境况更为凄惨。他形象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白发间生，在周宁县统战部副部长的引见下走进了茶馆，“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他说，自己在上海的房产、写字楼都已经被查封，不仅欠着银行的贷款，而且还欠着民间借贷。这次回乡颇有些躲债的意味，同时寻找新的创富机会。

　　苏斌是1992年到上海滩闯荡的。去上海之前，他是周宁一家国营茶叶厂的员工，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不甘平淡的他办了停薪留职，七凑八凑了五六万元外出创业。

　　最初几年，苏斌在川沙找了个价格不太高的门店做钢贸，采用最原始的“前店后铺”模式。为了省钱，晚上就拿个门板放在钢管上，再铺张草席就是一张床了。“那时的浦东还没开发，有很多水田，夏天的蚊子多，店里热得像个蒸笼。”苏斌说，那时他就一板车一板车送货，最开心的事是每周跑到陆家嘴(17.34, -0.25, -1.42%)的邮电局给家里打个电话。

　　起初的货源来自昆山、澧水、溧阳等周边小厂。客户需要什么就拉什么货，一个月结一次账。和周华瑞一样，苏斌及周宁帮的人都是出了名的能吃苦。同行按时下班，不送货上门，这些都是他们的机会。渐渐，还算能吃苦的浙江同行硬生生败下阵来，让周宁人占据了上海钢贸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早期很多周宁人在上海并不熟悉环境，很大一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对生意场上的事情也是现学现卖，被骗一万、两万的不在少数，一般也就忍气吞声了。苏斌后来从做镀锌管、焊管、电线管，延伸到做占资量比较大的管材上，货源也由周边小厂变成外省有一定产能的钢厂，那个时候还没有代理制，苏斌便和钢厂合作销售，由于销量大，苏斌也具备了一定的议价能力。

　　这期间，在肖家守、周华瑞等钢贸大佬致富的刺激下，周宁人口大量进入上海、江苏等地做钢贸，年轻人毕业后也直接到大城市做家族生意或打工。

　　1998年，苏斌学习周华瑞的做法，和朋友投资四五百万成立了浦东第一家、上海第四家钢材市场——上海普东钢材市场。他租了60多亩地，盖了一个交易大厅，有六七十个席位，把松散的商户聚拢到一起。

　　时间进入新千年，苏斌终于在上海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后来，他陆续在上海买了三套别墅，四套房子，两栋写字楼。2002年福建银行开始给苏斌贷款30多万。“不得不承认，周宁企业发展也要得益于早期银行的支持，那时候融资成本很低，利润相对较高，钢铁行业、建筑行业还算是比较火的，全国到处在发展建设，不愁市场，那是我们的黄金期。”苏斌告诉《中国企业家》。

　　而为方便这群钢贸大军带动起来的离乡、返乡流，政府甚至专门为这群钢贸商开通了周宁到上海的大巴车。大巴的终点就是苏斌的市场。

　　发家的钢贸商们也开始一点点改变家乡面貌。“这辆洒水车是我买的。”苏斌指着前方道路告诉我，周宁县的洒水车、垃圾车都是钢贸商赞助政府购买。前几年钢贸商捐给周宁县政府一个亿，而当年周宁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两亿多。尽管留守人数较少，但在当地每个学校都有教育基金会，几个老板每人凑5万元，很轻松就能凑到50万、100万去资助贫困学生，而周宁农民也在钢贸商的资助下安装了自来水。

　　恋上银行

　　李响(化名)是周宁的公务员。与风光的钢贸商相比，公务员在当地并不吃香，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周宁的公务员也大多从外县市调来。公务员会用信用卡和房子抵押贷些钱拿给钢贸商用，鼎盛时期凭此的收益甚至可以超过工资收入。他们曾经利益均沾，而现在基本每人都有现金被套进去，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李响在街上有栋房子，去年底他想再建一栋新房给成年的女儿住，但“赶上钢贸危机，钱被套进去，只能自认倒霉。”过去十年，他辛苦工作积攒了点钱，借给自家在外地做钢贸生意的亲戚，二分的月息，赚了30万。2011年底，钢贸商的信贷危机让他余下的20万基本打了水漂。这种民间借贷在周宁普遍到几乎家家参与，正因如此，这波危机掏空了县城里的家家户户，留下扯不清的三角、四角，甚至五角债。

　　“畸形。”李响如此评价周宁。周宁的留守人口是老弱病残，年富力强的人常年在外地经商。但当地房价高，区区偏远小山县房屋均价达到五千;物价也奇高，菜价甚至高过上海。当地的经济作物水稻一年只有一季，收割完土地便闲置，而水田数量又少，人均不到三四分地。资源稀缺，交通不便的山区地貌又让周宁基本无法发展工业。

　　正因如此，在钢贸行业疯狂发展的过去十多年，不乏周宁县曾经的县长、副县长、县长助理、土地局长、财政局长、人事局长、环保局长、乡镇长，甚至教育局长，这些曾经的“一把手”在钢贸兴盛时辞职下海。

　　动心是再正常不过的，2003年钢材价格一路上扬，进一车货放着不动，两个月就能赚几百万。因此2004年出去的人特别多，政府也大换血。那年有的人一下子赚几千万，少的几百万，赚几十万都不好意思张口。

　　曾经，作为外地人上海周宁钢贸帮贷款并不容易。2008年之后有了改观，从中信推出供应链金融、民生首创“银行为钢贸商垫资”模式起，钢贸商从银行贷款容易起来，尤其四万亿财政计划出台后，资金密集型的钢贸企业成为各家银行的宠儿。

　　2008年，银行和周宁钢贸商也进入了蜜月期。这时候，位处郊区的钢材市场门口都设立了多家银行的办事处。李其立说，银行当时大量向外放贷，信贷员和商户称兄道弟。有的银行给其支行下达考核指标，而部分信贷员为拿到钢贸企业贷款，甚至帮钢贸商包装报表数据，做重复质押等。

　　蜜月期持续了3年，银行和钢贸商在2009年至2011年合作频频，钢贸商从银行贷出大量款项。上海市银监局统计，在行业繁荣时仅上海地区钢贸企业贷款余额一度接近2000亿元;周宁商会统计，以银行融资1600亿的规模，平均成本15%计算，钢贸商每年支付给银行的成本高达250亿元。

　　伴随疯狂放贷，企业为增加贷款能力开始推行联保方式，周宁钢贸商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雄厚的钢贸商组建了担保公司，为缺乏资金的周宁钢贸企业提供担保。而银行为加强信贷安全也乐见其行。起初的五户联保是有门槛的，四万亿放开后甚至出现只要凑齐五个周宁人的身份证就可联保的情况。而只要有周宁商会副会长的职位银行都可以贷款至少500万元，不需要任何抵押。所以商会副会长一度多达几百个。

　　“钢贸商死就死在联保上。”苏斌说。保守谨慎的苏斌是被逼上联保路的，不去贷款商户会骂你无能，贷不到钱就无力给下游客户做更多的垫资，从而失去客户。为防商户流失，苏斌通过五户联保贷了1.6亿元。

　　这时，四万亿刺激下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大肆批项目圈资金。2009年一年内，上海钢贸商在外地新投建的钢材市场就有150多家，仅江苏就有近80家新建钢材市场。无锡周边区域有四十几家钢材市场，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上海连仓储加起来也有四十多家市场，苏北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县能搞两三个钢材市场。

　　2011年下半年建筑市场趋冷，需求不足，而钢价也在大幅下滑，利润空间被极尽压缩。这时，联保体制下的钢贸商却像一群被捆绑在一起的青蛙，池水越来越热，但因负重太大步调不一致，想跳出的青蛙发现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甚至有些青蛙已经死掉，却被牢牢绑在自己背上。

　　泥潭深陷

　　这一年，苏斌的钢材价值严重缩水，即便如此仍无销路，此时的融资成本却在不断增加。他用最后一丝力量转动方向盘，试图抓住基建热潮的尾巴转做房地产，然而不幸的是，他驶向了另一个悬崖，房地产业陷入低谷。雪上加霜。

　　2011年下半年，久无出路的苏斌被抑郁症折磨着，从不饮酒的他每天要靠喝酒才能睡上一个小时，即使白天也要拉上窗帘，不能见光。不仅如此，银行把他拉入黑名单，图谋东山再起无望。“极其绝望，无法解脱，就差吸毒了。”苏斌叹气。

　　往年春节，苏斌常和同行大聊经济大势，豪情万丈，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人人壮志满怀，个个都是经济学家和投资家，他们聚在一起总是畅谈大干一番事业。谈吐之间，可能一个几亿的大项目就成了。2013年春节，他却一直被债务纠缠。

　　而远在上海，周宁商会牵头召开的会议特别多，数不清的协调会、协商会、调解会、沟通会、研讨会。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其时会长周华瑞号召钢贸商们一起“投降”，以退为进，跟银行谈判商讨一个还债方式，那一年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刹车机会，可是因为债务情况复杂，大家也各有想法，并没有达成一致。

　　在2013年的年会上，周宁上海商会找人拍了微电影《商区人》，主人公叫周重生，以周华瑞手下一个商户为原型，试图以其艰难现状打动银行。可这丝毫没有减缓银行催贷的步伐。

　　周宁政府人员提到一个词：“银行骗还贷”。他解释说，银行告诉钢贸商，我跟你保证，你先还上这笔贷款，通过刷信用卡也行，跟亲朋好友借也行，你还上这笔钱，我立即放出下一笔钱，你不相信?看，这是手续，这是章，都办好了。然而当钢贸商甚至去借高利贷还上这笔钱后，银行要么“领导出差”，要么换领导了，总之有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再放款了。绝大多数在上海做钢贸生意的周宁人都有信用卡，且人均额度在50万以上。被“银行骗还贷”后，银行的贷款窟窿暂时堵上了，钢贸商却陷入了信用卡“诈骗”。央行[微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251.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5.34亿元，增长71.86%。新增信用卡逾期中有不少是钢贸商为还债而“恶性透支”。

　　2013年上半年，疯狂追债两年的银行终于对钢贸行业失去耐心，对钢贸商集中提起诉讼。据上海法院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4月一个月内上海即开庭209起银行起诉钢贸商案件，2013年8月，上海一个月内开庭的钢贸金融纠纷案增至302起。

　　民间的讨债也改变了周宁历年来利益均沾、和气一团的局面。周宁县几乎任何一个家庭都有家庭成员做钢贸，或给钢贸商打工，也几乎任何一个家庭都有借贷给钢贸商。近两三年来，民间讨债风波大起，其中不乏酿成悲剧者。曾经有个村民借了几十万给上海一个钢贸商，因屡次讨债无果，找来黑社会要债，债主不在家，孩子害怕便跑出去，讨债人紧跟其后，孩子试图从阳台跳到另一家的过程中坠地身亡。此类悲剧仍在上演。

　　为了转型，钢贸商苏斌于2012年投资1.7亿打造的房地产项目狮城国际早已易主。“卖不掉，抵债还给人家，现在一部分给民间借贷方，一部分给银行，正在验收。”苏斌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当时打算做的是高档楼盘，主要面向的客户群体是钢贸商，而现在这些群体已经垮掉了。

　　也有急流勇退者。能否退出的最大原因不是眼光，只是——是否大额融资。

　　曾经的钢贸商吴万利在做金银花，阮慧鸿在起用荒废的茶山打造白茶品牌，徐乃寿试图通过神雾茶打开高端市场……回来的钢贸商大多通过租地做茶业、搞特色养殖，但“戴罪之身”无从贷款，而财力欠缺的县城也提供不了太多优惠政策。

　　能回来的，基本全是没怎么贷款融资的。真正的大老板都陷进泥潭。“钢贸大王”肖家守除了被工商、民生和平安银行(10.21, -0.14, -1.35%)起诉外，还被两个自然人以民间借贷纠纷名义起诉，案期从3月初一直排到5月底，涉及案子30个。而“钢贸教父”周华瑞则被民生、兴业、邮储、光大银行先后起诉，官司多达15起。

　　本刊记者去周宁的前一天，周宁县政府出面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书记、公安局局长三个领导，至上海协调现任周宁商会会长周培建因担保商户欠民生银行贷款被抓一事。“应该企业跟银行之间自己处理，企业跟银行谈判，谈不成银行用经侦手段把企业主抓起来给他施加压力，这样非常不对等。”统战部副部长周建斌说。

　　这些年，年富力强者背井离乡，落魄时他们又回来了。被迫停下脚步，他们发现了匆忙中看不到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偏远幽深的村落都铺着水泥路，这大都是他们的贡献;随着人口迁移，周宁的自然村消亡了很多;周宁的语言被他们带入的外地方言同化着，祖孙之间存在语言障碍，甚至已经无法相互听懂……

　　钢贸无望、地产烂尾，苏斌四处寻找新项目，他不相信多年商场沉浮的他要淹死在这里。三年前曾有朋友想和他合伙做电商被他婉拒，如今他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绝地一搏。苏斌到福建霞浦考察，计划联合当地渔民养殖、加工水产业，然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干了几十年以大博小的事情，该变变思路了，电商可以以小博大，投入千万期待上亿的产值。”在和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后他来到机场，到柜台办登机牌，却被告之无法乘坐飞机。被“限高”后，作为进入银行系统黑名单的人，他连乘坐飞机的权利也被取消。

　　前年6月，周宁县内的高速通了，从福州到周宁原本要五六个小时的时长缩短了一半。然而，路修好了，车却没了。忆起当年豪车盈路的盛况，周宁人唏嘘不已。

　　苏斌承认，周宁钢贸商自身有很大问题，对风险控制缺乏警惕，有些钢贸商不诚信，但不能一概而论。他希望政府给一些有成绩的企业一点阳光，让它能生存下去，给它机会让它重新崛起，在有生之年把帐款还给银行。“联保如果追究起来，没有哪个企业能全身而退。一棍子打死让企业再无机会翻身这对银行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如今，苏斌眼前经常回放过去20多年的岁月，曾经的痛苦和辉煌，浦东的荒原、彻夜的机器轰鸣、蚊子、泥水地、平板车……30年征战3年时间了结。

　　“我把你们带出周宁，但却不能把你们带回去了。”已陷深渊的周华瑞一声叹息。(中国企业家网)